The-Roots-of-Romanticism

《浪漫主义的根源》

Written by Huang, posted on June 26, 2022

万物有本然,终不为他者。

background

前言

《浪漫主义的根源》

本篇博客是一个全新的尝试,我将会将『自我』抽离,转而讲述书籍本身。(《最不幸的人》是灵感的来源)

简言之,本篇博客是对书籍的忠实还原;也就是简写 书籍的内容。有两个目的:提醒自己本书的重要性,做一个简单的记录;为更多“没时间”的人做阅读的工作。

全书大概 12 万字,本文只有不到 2 万字,遗失的是对于观念的解释以及一些我认为与『浪漫主义』本身关联并不大的文字。出于能力限制,本文很有可能出现谬误或对原文理解不当的错误。(如果发现错误的话,欢迎在本文评论区指出,我将长期做订正工作)

无法准确还原书籍本身的韵味,如果对文章感兴趣的话,更推荐立刻阅读原著。

在做完全书的“简写”之后,我才发现我确确实实[曾]是浪漫主义者。也许我在最开始就意识到某种不一致性,这促使我写下《永恒的危害》。
非常推荐本书原作,它厘清了我从前的许多观念,让我能够通过一条线去串连起我认识到的一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认为必须向前

——以下『我』均为作者 以赛亚·伯林。

一、寻找一个定义

浪漫主义,那是革命。革命针对的对象是什么呢?显然是一切。

我的论题是浪漫主义运动是一场如此巨大而激进的变革,浪漫主义之后一切都不同了。这将是我要集中论述的观点。

司汤达说,浪漫主义是现代的和有趣的,古典主义是老旧的和乏味的。歌德却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疾病,是狂野诗人和天主教反动者虚弱的、不健康的战斗口号;而古典主义则是强健的、鲜活的、愉快的、合理的,如同荷马或《尼伯龙根之歌》。尼采说,浪漫主义不是疾病,而是药方,用来治愈疾病。如果我们考量所有值得阅读的作家的引语的话(他们在其他领域的一些见解也很深刻),我们发现很难从这诸多的概述中找到一些共同点。可见不轻易为浪漫主义下定义是多么明智。

我不想进入这个陷阱——对浪漫主义做些定义,或者试图做些定义,或者至少给出写归纳概括什么的。“一个人可以在这个话题上喋喋不休几个小时,似乎非此就无法说清这个问题”。我将用其他方法传达我所思考的浪漫主义的含义:

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观念。在我看来,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

从古典时代的希腊哲学或希腊文学开始,人们认为有这样的观念“存在某种公理式的真理,不可动摇、不可摧毁的真理”。根据这种绝对的知识、根据这些真理,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恒定不变地、无须更改地组织我们的生活;一切苦难、怀疑、无知,人类的各种罪恶、愚蠢都将从地球上消失。无独有偶,这种与数学真理相似的真理——这种信念影响了后柏拉图时代的思想家。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他们也希望用某种绝对的知识、普遍理性去建立一个更有秩序、更美好、公正的、自由的世界。这些模式的初衷是要将人类从错误中解放出来,从困惑中解放出来,从不可认知但又被人们试图借助某种模式认知的世界中解放出来;但是,毫无例外,这些模式的结果就是重新奴役了解放过的人类。这些模式不能解释人类的全部经验。于是,最初的解放者最终成为另一种意义的专制。

而浪漫主义作为一场伟大变革,改变了这一切,或者说它破除了这种专制的统治。那么浪漫主义从何兴起呢? 我认为,1760 年到 1830 年之间,一场风暴从德国兴起,为欧洲意识领域带来一场剧变——这剧变就是:『浪漫主义革命』。不非常清楚时间相近的法国大革命与浪漫主义革命(一场艺术与道德领域里全新的动荡变革)是否存在关联,但是我们会有这个感觉:在十八世纪末,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了。

回到浪漫主义革命,这场革命之前,我们就从法国的十八世纪讲起吧。那是一个优雅的时代,一切都开始变得平静安详,在生活和艺术领域,人们都遵守规则,理智全面发展,理性主义步步推进,教会势力节节败退,非理性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猛烈攻击下全线崩溃。到处都是安宁的气氛,到处都是雅致的建筑,到处都信奉普遍理性不仅可以用于人类生活而且也可以用于艺术活动、道德、政治和哲学。再后来,一种突然的、莫名的思潮袭来了。出现了情感和热情的大爆发。人们开始对哥特建筑,对沉思冥想感兴趣。他们突然变得神经质和忧郁起来;他们开始崇拜天才的天马行空;他们开始背弃对称、优雅、清晰的状态。

这突然的、莫名的思潮,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生活理想。最高意义的价值是诸如正直、真诚,随时准备为某种内心理想献身,为某种值得牺牲一切、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理想奉献一个人的所有。你会发现他们感兴趣的首先不是知识或科学的进步;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对幸福没有兴趣;他们对于为了找到个人的社会位置而去适应社会,与政府和平共处,对国王或共和国保持忠诚特别没有兴趣。你会发现,常识、温和适度的态度与他们的观念毫不沾边;你会发现他们相信为自己的信念战斗至最后一息的必然性;你会发现他们相信殉道的价值,无论这种殉道为的是哪种信仰;你会发现他们相信少数比多数更神圣,失败比成功更高贵,成功往往是赝品或粗俗一类的东西。这理想主义的观念,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而是我们在日常意义上使用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准备为某种原则或某种确信而牺牲的精神状态,一个永不会出卖信念的精神状态,一个为自己的信仰甘受火刑的精神状态(因为他信,他愿意这样)。

人们所钦佩的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真诚、灵魂的纯净,以及献身于理想的能力和坚定性,不管他信仰的是何种理想。但丁笔下崇高的天主教……必然会被一个名叫路德的人撕成碎片;莎士比亚笔下高贵的封建制度终结于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变革中。为什么它们会有这样的结局呢?因为无论但丁笔下崇高的天主教是真是伪,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所信仰的是一场伟大的运动,有过自己的时代。

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你会发现这样一种价值观: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动机比结果更为重要。情感的纯洁、完整、投入、奉献——这些精神气质,比较容易得到人们的敬佩,成为一般的道德态度。这种价值观逐渐普及起来,起初是在少数人当中,后来则扩展到更多的人群之中。

人们的观念意识开始转变。这种转变足以使他们不再相信世上存在着普适性的真理,普适性的艺术正典;不再相信人类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是为了除弊匡邪;不再相信除弊匡邪的标准可以喻教天下,可以经得起论证;不再相信智识之人可以运用他们的理性发现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

那么,浪漫主义是什么呢?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是疾病、是堕落,是世纪病,是无情的美女,是死亡之舞,其实就是死亡本身。是雪莱描绘的彩色玻璃的圆屋顶,也是他永恒的白色光芒,是生活斑斓的丰富,是生活的丰盈,是不可穷尽的多样性,是骚动、暴力、冲突、混沌;它又是安详,是大写的“我是”的合一,是自然秩序的和谐一致,是天穹的音乐,是融入永恒的无所不包的精神。它是陌生的、异国情调的、奇异的、神秘的、超自然的;是废墟,是月光,是中魔的城堡,是狩猎的号角,是精灵,是巨人,是狮身鹫首的怪兽,是飞瀑,是弗洛斯河上古老的磨坊,是黑暗及其力量,是幽灵,是吸血鬼,是不可名状的恐惧,是非理性,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它又是令人感到亲切的,是对自己的独特传统一种熟悉的感觉,是对日常生活中愉快事物的欢悦,是习以为常的视景,是知足的、单纯的、乡村民歌的声景——是面带玫瑰红晕的田野之子的健康快乐的智慧。它是远古的、历史的,是哥特大教堂,是暮霭中的古迹,是久远的家世,是不可分析的、人们愿意信守却无法表达出来的旧秩序,是摸不到、估不出的事物。它又是求新变异,是革命性的变化,是对短暂性的关注,是对活在当下的渴望,它拒绝知识,无视过去和将来,它是快乐而天真的乡村牧歌,是对瞬间的喜悦,是对永恒的意识。它是怀旧,是幻想,是迷醉的梦,是甜美的忧郁和苦涩的忧郁,是孤独,是放逐的苦痛,是被隔绝的感觉,是漫游于遥远的地方,特别是东方,漫游于遥远的时代,特别是中世纪。但它也是愉快的合作,一起投身于共同的创造之中,是对自己身在某个教会、某个阶级、某个党派、某个传统和某个伟大的、无所不包的、秩序井然的等级之中的意识,身在骑士、扈从、教会的等级之中,有机社会的关系之中或某个神秘的组织之中的意识,正如巴雷斯所说,“大地与死者”,是身在共享一种信念、共居一片土地、共流一脉血液、共有一样的祖先、同侪和后代的伟大社会之中的意识。它是司各特、骚塞、华兹华斯的保守主义,也是雪莱、毕希纳和司汤达的激进主义;它是夏多布里昂美学意味的中世纪精神,也是米什莱对于中世纪的厌恶;它是卡莱尔对权威的崇拜,也是雨果对于权威的憎恨;它是极端的自然神秘主义,也是反自然主义的极端唯美主义;它是能量、力量、意志、青春,是自我的展现,它也是自虐、自残、自杀;它是原始的、单纯的,是自然的胸怀,是绿色的田野,是母牛的颈铃,是涓涓小溪,是无垠蓝天。然而,它也是纨绔主义,是打扮的欲望。红色的背心,绿色的假发,染成蓝色的头发,这就是热拉尔·德·内瓦尔的追随者某个时期招摇巴黎街头的行头。它是内瓦尔在巴黎街头用线拽着溜达的龙虾。浪漫主义是爱出风头的,是怪癖,是为《欧那尼》一剧而战的战场,是倦怠,是生之厌倦,是萨丹纳帕路斯之死,不管是德拉克洛瓦的绘画、柏辽兹的音乐还是拜伦的诗所描述的萨丹纳帕路斯之死。它是帝国、战争、屠杀,是不同世界的冲突。它是浪漫主义的英雄——反叛者,厄运缠身的人,受诅咒的灵魂,是海盗、曼弗雷德们、异教徒们、拉腊们、该隐,是拜伦诗中的那些英雄。它是梅莫斯,是让·索柏格,所有被驱逐的人和所有伊什梅尔,所有处于十九世纪小说中心地位的纯洁的高等妓女和心志高尚的罪犯。它以人头为酒杯醉饮,它是想要攀登维苏埃火山与同类灵魂对话的柏辽兹,它是撒旦的狂欢,是愤世嫉俗的讽刺,是魔鬼般的笑声,是黑色的英雄。它也是布莱克想象中的上帝和他的天使,是伟大的基督教社会,永恒的秩序和“不足以表达基督灵魂的无限与永恒的布满繁星的天空”。简言之,浪漫主义是统一性和多样性。它是对独特细节的逼真再现,比如那些逼真的自然绘画;也是神秘模糊、令人悸动的勾勒。它是美,也是丑;它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拯救社会的工具;它是有力的,也是软弱的;它是个人主义的,也是集体主义的;它是纯洁也是堕落,是革命也是反动,是和平也是战争,是对生命的爱也是对死亡的爱

由此可知,浪漫主义的确是无法作明确定义的。但是,我依旧要尽我所能解释什么是我谓之的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本含义。

二、对启蒙运动的首次攻击

在自由的国度,超凡的莎士比亚的超凡书页在时代的暴风雨中翻飞,此时,谁还敢这么做?

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的启蒙运动需要我们定义一番。现有三个命题,或许我们可以将它们归结为撑起整个西方传统的三个支柱,这些命题并不仅限于启蒙运动:

命题一: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如果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它必定不是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不知道问题的答案,但总有人知道。
命题二: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有些人可以通过学习和传授得到的方法获知这些答案;世上存在一些可供学习和传授的技巧,人们借此寻求答案——关于世界由何物组成,我们在其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人与人、人与物之间是什么关系,真正的价值何在,以及其他所有严肃的、可回答的问题的答案。
命题三:所有答案必须是兼容性的。如果答案不能相互兼容,混乱就会发生。明确地说,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不会与另一个问题的正确答案相冲突;逻辑上,正确的观点之间是不会互相矛盾的。

这些正是理性主义的西方传统的一般假设,不管这传统是基督教的还是异教的,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启蒙运动对这一传统做了一些特别的改动,也就是说答案不是通过那些延续至今的传统方法获得的。在启蒙思想家看来,唯有一种方法可以发现答案,那便是正确运用理性,像数理科学运用演绎那样,像自然科学运用归纳那样。这是获得基本答案——严肃问题的正确答案的唯一方法。这种观念的一般模式是生活,或自然,就是一个智力拼图游戏。我们躺在拼图的散件碎片间,总有办法把它们拼凑起来。

在十八世纪,思想家们形成了一个普遍共识,即牛顿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可以很可靠地同样用于伦理学和政治学领域;美德最终在于知识;只有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知道从哪里获得所需和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最佳手段达到目的,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高尚的、公正的、自由的和满意的生活;所有的美德是互相兼容的。

这观点不仅进入到科学和道德的领域,而且深入到艺术领域。作为启蒙运动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丰特奈尔这样说:“一部政治、道德或批评著作,甚至文学著作,从各方面考虑,如果出自一位几何学家之手,会更完美。” 启蒙美学家认为一种抽象的形式理念要比原真的事物更加完美。

总而言之,他们的观点就是:我们正在进步,我们正在发现,我们正在摧毁古老的偏见、迷信、无知和残忍,我们正在建立某种科学,以使人们生活得幸福、自由、道德和正义。正是这些观点招致了攻击。我将马上谈到那些攻击启蒙运动的人。

看似无懈可击的启蒙运动的铁壁本身,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这里以休谟为例。休谟对于启蒙运动的攻击主要表现在他对它的两个命题的怀疑上——当然,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怀疑是一种攻击。
他首先怀疑的是,因果关系是不是我们直接感知到的,或者说我们能否确确实实知道它是存在着的。他认为,万事之间并非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不过遵从某种规则,无须相互制约。并非有因就得有果,并非这个事件必定引发那个事件,或者说,并非一种情形就会造成另一种情形。你所要说的是:这种情形通常会伴随着那种情形出现;正常情况下,这件事会在那件事之前、之后或者同时发生——对于实际目的来说,是前是后还是同时,区别不大。
休谟怀疑的第二个命题对我们的论证更为重要。当他问自己如何知道有一个外在客观的世界时,他说他无法用逻辑推导出来: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论证桌子的存在,没有任何方法可以论证此时此刻我正在吃一个鸡蛋,或正在喝一杯水。我所能说的是,如果我忽略了一个事物,我会为此懊恼。如果我假设我前面没有桌子,我向它走去,我很可能会吃苦头。但是,我无法用证明数学命题的方法来证明它的存在,无法用证明逻辑命题的方法来证明它的存在。用这类方法反向论证,不只是错误而且也没什么意义。因此,我必须将这个世界当作一种信念之事接受下来,出于一种信任接受它的存在。信念不具有推论的确定性。实际上,推论完全不能用到实存之物上。

我们可以看出休谟的观念明显地削弱了那个基本观点——宇宙是个优雅合理的整体。虽然休谟给启蒙理念之墙撞出一些轻微的凹痕——一个表明普天之下并非处处皆同,一个说不存在必然性,只有或然性——他们造成的裂痕还不算大。休谟当然认为宇宙还会依然如故,继续运行。他当然认为行为有理性和不理性之分,理性的手段能给人带来幸福。他相信科学,信奉理性,相信冷静的判断,他信奉所有那些人人皆知的十八世纪观念。

我要讨论的那次攻击,其实出自别的地方,出自那些德国人。如果你问起那些十八世纪的德国人都是些什么人,那些对德国影响至深、我们也曾听说的思想家都是些什么人,那么,有一个很特殊的社会事实能够支持我所提出的观点。即这个问题整个就是受伤的民族情感和可怕的民族屈辱的产物,这便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源所在。

在我看来,有一个人给予启蒙运动最沉重的打击,启动了浪漫主义进程,启动了整个反叛启蒙理念——我前面一直在描述的那种启蒙理念——的进程。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出身非常卑微。他是个无用之人,不可能找到工作。他写一些小诗和短小评论;他文笔不错,但没有好到足以糊口;他得到了邻居兼朋友康德的支持——他与康德同居一城;他尽其余生与康德争论。后来,他经历了一段宗教体验。他认识到犹太人的故事正是每个人的故事;当他读到《路得记》,读到《约伯记》,或读到亚伯拉罕受难时,上帝直接在对他的灵魂说话,告诉他有些精神性的东西具有无限的意义,远非那些表面的东西可以相比。

他影响过歌德——歌德曾经想把他的著述编辑成集,把他看成同时代最具天才、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在他与各类对手争论时,站在他这一边。他影响过克尔凯郭尔,克尔凯郭尔生活在哈曼已经过世的年代,他说哈曼是自己读过的最深邃的作家之一,哪怕哈曼甚至对他来说也并非总是可以理解的。

回归宗教之后,哈曼回到柯尼斯堡,开始写作。哈曼由休谟开始谈起。他说休谟是正确的。如果你要问如何认识宇宙,那答案会是认识它靠的不是智慧,而是信仰。

法国人总是用科学的一般性概念来处理问题,但概念从来抓不住实际的生活过程,跳动的生活现实。唯一能够了解人的方法是与他们谈话、交流。交流意味着两个人面对面,看着对方的脸,观察他的一举一动,听他说话,还有很多你无法通过事后分析做到的方式,你慢慢感到有把握了,事实呈现在你面前,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交流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那种想用一般性的、科学的概念来分析实际生活过程的企图必定失败。在哈曼看来,唯有特殊性才有意味。如果你想读一本书,你不会对它与其他书里相同的部分感兴趣;科学一旦被运用到人类社会,就会导致某种可怕的官僚主义。凡是谁想把东西分门别类,谁想把两类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谁想证明,比如,证明创造活动不过是从自然那里获取一些数据然后再按自己乐意的方式重新组合一遍,谁都是哈曼所要反对的对象。在哈曼看来,创造是一种难以形容、不可言传、无法分析的个人行为。通过这种行为,人们在自然界印上自己的痕迹。

在他看来,启蒙的整套学说正在扼杀人们的活力,以一种苍白的东西替代了人们创造的热情,替代了整个丰富的感官世界。没有了感觉,人们便无法生活,无法食饮,无法快乐,无法交际,无法沉醉于一千零一种行动之中,没有它们,人们会枯萎死亡。在他看来,启蒙并未强调过这点。在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想象中,人,即便不是『经济人』,至少也是某种人造的玩偶,某种无生命的模型,这样的人与哈曼在他日常生活中所见到并希望交往的人一点关联都没有。他提出这样的断言:“受到高度称颂的理性到底是什么东西?普适一切、无懈可击、骄傲自负、确定无疑、不证自明?是非理性那极端的迷信给鼓鼓囊囊的傀儡塞满了神圣的属性。”

我们依靠语言表达自己。不可能语言是语言,观念是观念。语言不是我们套在观念上的手套。我们思考时,我们是在用符号思考,我们是在用词语思考,因此,原则上来说,一切翻译都是不可能的。人们思考,是用特定的符号思考,而这些符号深刻地作用于他们的感觉和想象。用其他语言或许能达到相似的效果,但如果你真正希望与人们交流,希望知道他们所思、所感,了解他们,那么你必须理解各种手势、各种细微的差别,你必须看着他们的眼睛,必须观察他们嘴唇的一张一翕,听他们说的话,了解他们的笔迹,你才能逐渐接触到实际的生命之源。若不如此,就将一个人的语言转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用解剖学或命相学的手段对他的各种举动进行分类,把他同一大堆人一起放到某个分类箱里,列入一套洋洋洒洒的档案,这样做无非是简单地将他归到一个物种,一种类型。这样一来,就是遗漏了一切知识,就是杀死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是把跃动的、独特的、非对称的、不可归类的活生生的个体经验一股脑地装进空洞的概念和范畴的大筐里。

大体说来,这就是哈曼的学说。哈曼是第一个以最公开、最激烈、最彻底的方式向启蒙宣战的人。歌德这么论及哈曼:“为了达到某种不可能达到的目的,他穷尽一切方式。” 他将哈曼的观点概括为:“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源于他自身力量的联合,所有的分离都应该被否定。”

三、浪漫主义的真正父辈

一只知更鸟身处樊笼
整个天堂陷入狂怒之中

我想向各位介绍的是我眼中真正的浪漫主义之父,他们比我迄今为止提到的与浪漫主义有瓜葛的所有人物中更为重要。他们在这场运动中崭露头角。一个把这场运动引为同调,一个则大唱反调。不过,唱反调的作者却成为这场运动的理念的更大推行者。我说的这两个人,一个是赫尔德,一个是康德。但是在这之前,我想先谈谈卢梭:

使卢梭荣膺浪漫主义之父称号的是他著述里的某些段落。比如,卢梭曾经说过:

我不做推理,不像哲学家那样思考……我不得不向伟大观念的混沌状态投降……我在宇宙中感到窒息……我渴望奔向无限……我的精神融入无限的狂喜之中。

将这段话与同时期德国人的言论做一下对比:

行动,唯有行动是世界的灵魂。快乐,沉湎于情感,沉湎于理性,都不是世界的灵魂。只有行动,只有通过行动,人才变成上帝的映象,正是这个上帝,他无尽地进行创造,并对他的创造物感到无尽的欢喜。没有行动,所有的快乐、所有的感情、所有的知识只是死亡的延迟。在创造出自由的空间之前,我们不能停止劳作。不管这空间是多么令人恐惧的荒原,也不管这空间是多么可怕的空虚。然后,我们在这片废墟上沉思默想,正如上帝在创造世界之前面对那片荒芜与空虚沉思默想。然后,某种东西产生了。哦,这就是极乐!哦,上帝般的感觉!

这里流露出的某些东西与卢梭相去甚远——即便拿卢梭最暴烈的文字、最狂喜的感叹来比。这里表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这里有对于行动突发性的热情,对于任何已有秩序的憎恨,对于任何认为宇宙拥有一个能够被平静的知觉(甚至不平静的知觉)所理解、沉思、分类、描述乃至使用的结构观点的憎恨。

卢梭的实际观点与百科全书派的观点相差无几。从个人角度来说,他并不喜欢他们,因为就性情而言,卢梭犹如沙漠中的苦行僧,在某些方面,偏执、粗鲁、阴郁,今天我们也许会说他是相当神经质的。他总是在抱怨那些冰冷的逻辑、冷静的理智,却依旧是哪原汁原味的理性主义语言——看到这一点,哈曼说卢梭是最好的诡辩家。

卢梭之所以还是一个诡辩家是因为他的学说依旧维系在理性上,依然寄希望于这样一点,即世上存在着一些规则、好的人类生活、好的人。只要这些人能够清除多少个世纪以来累加在他们身上的谬误,只要他们能够清理败坏了他们的不良社会,他们从此以后就能够永远过上幸福的生活,应和永恒的法则,而这些正是德国人不相信的,也是德国人指责卢梭的原因。卢梭与其他巴黎百科全书派的唯一区别是,后者相信卢梭的梦想可以实现,只要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通过使统治者转而接受他们的观点,只要接受启蒙的专制君主足够开明,就可以借助他,在地球上建立更好的生活。卢梭却认为整个可恶的上层建筑应该连根拔起,所有罪恶的人类社会应该被烧成灰烬;然后靠他本人及其信徒,一只新的凤凰将从灰烬中重生。不过,总的来说,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愿望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可能对于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达成这个愿望各执己见。


浪漫主义的真正父辈——赫尔德,引为同调的浪漫主义者。

我想重点谈谈赫尔德的三个观点。这三个观点对浪漫主义运动贡献巨大,它们很自然地产生于我上面所描述的那种社会氛围。
其一,我称之为『表白主义』的观点;
其二,是『归属的观念』,意即归属于某一个群体;
其三,真正的不同的理想之间经常互不相容,甚至不能够调和。

第一个观点,『表白主义』,是这样的:赫尔德认为人的基本行为之一是表白,是有话要说。因此,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在充分地表白自己的本性;如果他不能充分地表白自己的本性,那是因为他在自我残害或自我限制,抑制了自己的能量。这个观点,乃是赫尔德从他的导师哈曼那里学到的。赫尔德堪称哈曼这个奇人、“北方的巫师”的嫡传门徒。对他们来说,艺术作品是某人的一种表白,是一种表达出来的声音。一件艺术品就是一个人向其他人表达他自己的声音。一只银碗、一曲音乐、一首诗,甚至一条法律条文,管它是什么,只要是人手打造出来的成品,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创造者的生活态度的一种表白,有意识也好,无意识也好。当我们欣赏一件艺术品时,我们就是在与创造者发生某种接触,它在对我们说话。

第二个观点,『归属的观念』,即: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可以归属的群体,也确实归属于某个群体。一个人若从群体剥落出来,他会感到孤独,找不着家了。人在家园或人从家园连根拔起的观念,关于根的概念,以及整个关于人须归属于某个群体、某个派别、某场运动的一整套概念,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赫尔德的发明。赫尔德的基本观点如下所述:每个希望表白自己的人都要使用词语。词语不是他个人的创造,而是经由传统意象代代相继的长流水,流到他这里来的。这条长流已经容纳了别人的情感表白。如此一来,个人就与他人共饮一水。这种关系虽不易察觉,但乃是天性使然。关系越近,共同点越多。他的理论,大概是这样的:隶属于同一群体的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更直接地影响了他们存在的状态,而不同地域的人之间的共同点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了。

第三个观点,真正理想的不可调和性,即:如果每种文化的价值都隐藏在特定文化的理想之中,那么,赫尔德说了,每种文化都会拥有它自己的重心。你想要理解某一文化类型的人民,你就得找出它的文化重心。赫尔德把这叫作“重点突破”。站在其他时代、其他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某一特定的文化是不行的。如果你找到了一个文化重心,就会发现一个事实,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想,彼时彼地,这些理想各有其坚实的根基,到了今天,依然能够得到我们的尊敬和理解

由这三个基本观念,赫尔德得出最终结论:也就是说每个人类群体都应该为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而奋斗,或者说,为了他们的传统而奋斗。每个人都属于他所在的群体。作为一个人,他应该说出对他而言为真的真理。对每个人而言,他所相信的真理与别人心目中的真理一样正当有效。多样的色彩构成了万花筒般的世界,但没有人能够看到全部的世界,没有人能看到全部的森林,只有上帝能够看到整个宇宙。人,由于属于特定的群体,生活在特定的区域,他们不可能看到整个宇宙。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内在的理想。

他的观点是一柄可怕的利刃,插进欧洲理性主义的体内,受此巨创,它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四、拘谨的浪漫主义者

人不是一只被紧紧拴住的老虎,也不是一只鞭子训诫下的猴子。

谁依赖他人,谁就不再是一个人了,因为他失去了立足之地,不过是他人的所有物罢了。

现在,我的话题转到三位德国思想家,其中两位是哲学家,另一位是艺术家——戏剧艺术家。他们的印记深深烙入德国及德国之外的浪漫主义运动之中。即便如此,这几个浪漫主义者也只能被称为“拘谨的浪漫主义者”,随后我将讨论浪漫主义运动的发展终端——“奔放的浪漫主义”。

康德,大唱反调的哲学家。

康德痛恨浪漫主义。他憎恶一切形式的放纵和幻想,即他称之为“狂想”的东西,憎恨任何形式的夸张、神秘主义、暧昧、混乱。即便如此,他还是被推举为浪漫主义的父辈之一。若论他凭什么成为浪漫主义之父的话,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科学批评家,当然更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而是因为他的道德哲学。

虔敬派的成长背景并未使他像哈曼或其他背景相同之人那样变得狂想不羁,康德沉溺于自省,反而促使他发展出对于人的内心和道德生活一种深切的关注。在他的道德哲学中,康德强烈地反对任何一种人支配人的形式。

康德认为价值是人类自己生产出来的实体。如果价值外在于我们,如果它们强大到足以决定我们的行动,那么我们就会沦为它们的奴隶——也许那是一种极其崇高的奴役方式,但奴役就是奴役。要想摆脱奴役获得自由,就应当自由自在地信奉某种道德价值。称一种行为是善还是恶,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实就是说存在着自己可以自由决定的信奉行为—这种行为后来被称作担当行为、奉献行为或切身行为—就人而言。这就是康德说到“人是目的本身”时要表达的意思。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是目的呢?人是行为的选择者。
价值不是道德天宇里的星星,它们存在于人的内心,它们是人愿意自由选择并愿意为之生、为之奋斗、为之死的东西。

举个例子,在康德眼里,慷慨就是一种恶,因为慷慨根本就是一种恩赐和庇护,是“有余者”对“不足者”的施舍。在一个公正的世界里,没有慷慨的需要。在康德眼里,同情是一种可憎的品性。人宁愿被忽视,宁愿被侮辱,宁愿被虐待,也不要被同情,因为同情导致了同情者对被同情者的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康德是坚决抵制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能够自己做主,如果有人同情别人,他就是把对方降格为一种动物或一样东西,或只是一个让人怜悯的对象。对康德来说,这是一种最可怖的对人的尊严和人的道德的侮辱。这就是康德的道德观。他对外部世界犹如一种踏车这个观念感到恐怖。

——我要强调的是:一个听凭冲动行动的人,不管他的行为多么慷慨与前述“慷慨”含义不同;一个依照本身性格行动的人,不管他的行为多么高尚;一个屈服于无从避免的压力行动的人,不管这压力来自外界或自己的性情,这个人不算是在行动,至少不是作为道德的载体在行动。唯一值得拥有的是无拘无束的意志—这就是康德一再强调的核心命题。它注定要带来极度革命性的、颠覆性的后果,对此康德并未预料到。

到了十八世纪末,关于康德的道德理论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也许最生动、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说法,从我们的角度看来,是由他忠实的信徒,戏剧家、诗人、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席勒提出来的。就像康德一样,席勒对于意志、自由、自律性、独立的人这些观念十分着迷。

席勒强调唯一能够使人成为人的事实就是人有能力超越自然,模塑她、压倒她,按照自己美好的、无拘无束的、受道德指引的意志去征服她。他的悲剧理论就建立在这种自由观之上;他的悲剧作品和诗歌就深深地浸透着这种观念。席勒的这种方式,或许超过了对康德的直接解读,有力地影响了浪漫艺术的两个领域:诗歌艺术和造型艺术。悲剧并不在于苦难的展示:只要心灵纯洁,人根本无须受苦。无助的苦难,无从逃避的痛苦,被不幸压垮的人,不是悲剧表现的对象,而纯粹是恐惧、怜悯或许厌恶的对象。唯有反抗,体现在人身上的对任何压迫的反抗,可被视作最具有悲剧性的事物

席勒认为自然与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对比:自然是一个本质性的、反复无常的,或许有因果联系的,或许是偶然为之的实体,而人,具有道德,能够辨别欲望与意志、责任与利益、正当与错误,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即便因此触犯自然。

——还有另外一条线索。有些人认为,如果社会变得一塌糊涂,如果人们不可能获得正当意义上的道德,如果做什么事情都要受到阻碍,如果世上无事可做,那么就推翻这个社会——让它毁灭,让它滚蛋——为此可以做任何犯罪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那个伟大罪人见《罪与罚》《群魔》就缘起于此,那个尼采式的人物想要把社会夷为平地,因为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使得一个真正理解何谓自由的超人无法按照它的要求行使自由。既然如此,不如毁掉这个价值体系,不如毁掉他有时也得照办的那套原则,不如自我毁灭、自杀,也比继续像一个物体随波逐流的好。这套理论源于席勒,奇怪的是,它亦受到康德的影响。要是康德看到自己那套绝对正统、半是虔敬主义半是斯多葛主义的理论居然带来如此后果,他会吓坏的。

席勒的基本观点是人类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他称为『蛮荒阶段』,一个受必然性左右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受到自然物质的驱使。这是一个霍布斯意味的丛林,在丛林中,人被激情和欲望占有,他们没有理想,只会相互冲撞,因此需要把他们分开。这是席勒所谓的『蒙昧状态』。
第二阶段是『理性阶段』,这个阶段有着康德和他的戒律。席勒也称其为『野蛮人状态』,这种状态与前面的相反,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人们接受严格的法则,并奉之为圭臬。对他来说,蒙昧之人受自己无法控制的激情所驱使,而野蛮人则不明就里地崇拜偶像譬如那些绝对法则——因为它们不容触犯,因为它们已被确立了,因为它们是一种训诫,因为有人说它们是绝对的,因为它们源于隐秘却不容置疑的权威。席勒把这叫作『野蛮主义』,因为这些禁忌声称自己具有合理 的权威。
第三阶段,席勒谈到了Spieltrieb, “游戏的驱动”。他说人们解放自身的唯一途径就是保持游戏玩家的心态。在他眼里,艺术是一种游戏的形式,他解释说对他而言困难在于调和自然的必然性和严苛的戒律。对于前者我们无法逃避,它给我们施加压力;而后者则限制我们的生活,把我们限制在某些范围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使我们成为能够自由想象和自由发明的人。(人类如何才能相互协调?席勒又返回到那条康德式的原理那里去了。)艺术家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他们发明规则,发明自己创造的东西。原料或许由自然提供,但其余的事情都是他们自己完成的。

席勒的论调第一次奏响了我所认为的人类观念史上至关重要的一个音符:即理想、目的、目标并非通过直觉、科学的手段,通过对神圣文本的阅读,通过听取专家或权威人士的意见而被发现;理想根本不是被发现的,理想是被发明的;理想不是被找到的,理想是生成的——它是生成的,犹如艺术是生成的。

席勒的观点到此为止。我必须说到第三个思想家。他就是费希特,一个哲学家,康德的信徒。费希特也给自由的观念补充了一个特别激情洋溢的解释:“只要提到自由二字,我的心马上敞开,开出花来,而一旦说到必然性这个词,我的心就开始痛苦地痉挛。”

费希特说,如果你只是一个耽于冥想的人,一味在知识的王国里追问诸如做些什么,如何生存这类问题,那么,你将无法发现答案。我们的生命并不倚仗冥想所得的认识。生命不是源于我们对自然或对事物无功利性的冥想。生命始于行动。知识只是工具,这一点后来被威廉·詹姆斯、柏格森和很多人反复论及。知识只是自然服务于有效生活和行动的工具而已,知识让人们了解如何生存以及做些什么,了解如何做人,了解如何改造事物为我所用,换句话说,就是了解如何用一种混沌半直觉的方式生存下来(有所为是为了不至于灭亡)。这样的知识,意味着是对世界某些事物的接受,之所以接受是因为不管我们乐意与否,我们都得接受,是因为它是建立在生物学意义的冲动和生存必然性的前提之上,这样的知识对费希特而言是一种信念的行为。“我们不是因为了解才行动,”他说,“我们因为需要行动起来才了解。”知识不是一种被动的东西。外在的自然撞击我们,阻拦我们,但它是供我们创造之用的黏土;只要我们创造,我们就能重获自由。由此他得出一个重要命题:事物之所以是这副模样,不是因为它们外在于我而独立存在,而是因为我让它们变成那样;事物存在的形式取决于我如何对待它们,我需要它们做什么。“我从不因为我必须接受自然所赐而接受自然所赐,我相信自然所赐是因为我乐意相信。”

然而,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因为一旦自由,我就能够消灭别人;自由是犯下邪恶罪行的自由。蒙昧人互相残杀,费希特说,而开化的民族有一定的预见能力,能够利用法律、联盟、文化的力量继续互相赶尽杀绝。唯一能够制止暴力的东西不是文化,而是道德的重建——“人类应该有所为,有所成。”

费希特的整个观点是:人是一种持续进行的行动——连行动者都称不上。人必须坚持不懈地生产和创造才能臻于完满。一个不再创造的人,一个只是单纯接受生活和自然所赐的人,其实已经死了。

——在拿破仑入侵德国和德国民族主义情绪兴起之后,费希特逐渐开始思考赫尔德关于人类的看法,他觉得赫尔德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人倚仗他人而成为人,人倚仗教育,倚仗语言成为人。由此,他渐渐放弃了个体是存在于空间里的一个经验人的观点,转而认为个体是某种大于个体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国家,比如说一个阶级,比如说一个宗派。一旦意识到这点,行动就成了它的事情,自由就成了它的事情,一个民族的自由意味着摆脱其他民族的统治,如果其他民族妨碍了它,那就只能开战了。最后费希特变成了一个狂热的德意志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

五、奔放的浪漫主义

Q:我们是否可以掌握神圣之物?
A:我们不可能掌握神圣之物,因为强加于它身上的形式已经使之变形。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奔放的浪漫主义最终的爆发。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就这一运动做过最权威性的论述,事实上,他本人也是浪漫主义运动一分子。根据他的看法,三个因素从美学、道德和政治方面深刻影响了浪漫主义,它们依次是:费希特的知识学法国大革命,以及歌德的著名小说《威廉·迈斯特》。这种说法大致是公允的,我想要廓清的是为什么他的说法成立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成立。

在我对费希特的论述中,我谈及了他对于“积极的能动的、富于想象力的自我”的赞颂。这差不多就是费希特带给理论哲学、艺术理论乃至生活的革新。在他的思想中,唯一值得称道的,我前面已解释过的,是对独特『自我』的剥离,『自我』的创造性活动,它赋予物质以形式,它对其他事物的渗透,它对价值的创造,它对价值的奉献。正如我一再暗示的,这种思想可能引起一些政治性联想。如果自我不再等同于个人而是与超个人的实体(比如一个群体、一个教会、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认同,而这些外在的实体会成为巨大的闯入者,它一意孤行的意志会把它的特殊人格强加在外部世界,强加在它自身的构成要素,也许就是人自己身上,人由此成为更巨大、更显赫、更持久的人格的配料或零件。费希特知识论最根本的观念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愿故我在』。只有在遭受抵抗和反对的那一刻,你才可能感觉自我的存在。舍我其谁,敢于造反,这就是一种体现在私生活和公共生活之中的理想。

这里我要插入几句有关谢林的话,也许这样做不免怠慢了谢林。谢林的观点对于德国美学和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为如果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话,如果我们不过是自然中最具自我意识的代言人而已,那么艺术家的职责就是挖掘他自己,最重要的就是挖掘他自身里面黑暗的无意识的力量,通过痛苦而暴烈的内部斗争把无意识提升到意识的层面。任何艺术作品,如果只是一种复制,只是一种知识,或类似于科学的东西,只是细心观察和缜密记录之物,产生于清晰精确的科学模式,那么艺术就死了。艺术作品的生命(也就是艺术作品共有的品质)与自然中令人仰慕的东西相似,是某种喷薄而出的力量、动力、能量、生命和活力。这就是伟大的绘画、雕塑、音乐作品之所以伟大的原因,因为通过它们,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不仅仅是技艺,不仅仅是艺术家有意为之的形式,更有艺术家本人可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事物,即他自身内在的某些无限精神的悸动,艺术家本人恰恰能使它得到特别的表达并成为自我意识的代言人。

费希特的意志理论和谢林的无意识理论的结合产生出的第一个伟大的理念是象征主义。意志和无意识构成了浪漫主义美学的基本要素,进而成为它的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基本要素。我不敢说对这个现象我已经完全领悟了,但我还是要尽我所能给出一个清楚的陈述。

浪漫主义认为我们周围的现实,我们周围的世界存在一种无限前进的力量,存在着无限性,它是无穷无尽的。在这里我希望表达出费希特所要讲的东西。我想表达出无形之物,却必须使用有形的介质。我想表达不可言传之物,却必须使用措辞。我想表达的,也许是无意识的事物,却必须应用有意识的方法。我知道我不会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此我所能做的只是采取某些逼近的方式,慢慢接近、慢慢接近我的目标;我只能尽力而为。

当我说帕斯卡要比笛卡尔更有深度的时候,或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比托尔斯泰更有深度的时候,或者说卡夫卡要比海明威更有深度的时候,我使用了隐喻,我找不到比隐喻更好的表达方法。然而,我费尽心计,却徒劳无功——我到底表达出了什么确切的意思呢?虽然浪漫主义者不会在“深度”这一名目下讨论这个问题,但对于他们来说,我所说的“深度”指的是不可穷尽的、不可贴近的。“深度”的一个功用——唤起“不可化约性”(irreducibility)的观念,这也是我极力阐明的观念,本质上来说,语言永远不足以达成阐明事物的目的。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经问:“我们是否可以掌握神圣之物?”他答道:“我们不可能掌握神圣之物,因为强加于它身上的形式已经使之变形。”这种观点贯穿于浪漫主义者的艺术理论和生活之中。这种思想导致了两种有趣而偏执的现象,后来影响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思想情感。其一是思乡情结,其二便是某种类型的妄想狂

无限不可穷尽,我们永不能贴近它,我们总在追求却难以满足,因此我们患上思乡病。妄想狂,则与思乡情结有所不同,具有两个版本:浪漫主义乐观版本、浪漫主义悲观版本。乐观版本认为:只要不断前进,只要拓展我们的天性,摧毁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就能不断地解放自己,接近梦寐以求的神圣;悲观版本认为:尽管我们作为个体寻求自我的解放,然而世界不会如此轻易地被驯服。在世界的背后有某种东西,在无意识的黑暗深渊中,在历史的黑暗深渊中有某种东西;有些事情我们永远掌握不了,这极大地挫伤了我们最宝贵的愿望。——浪漫主义者常常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即神秘性的乐观主义和恐怖的悲观主义之间,这使得他们的创作呈现一种不均衡、摇摆的特点。

施莱格尔所说的三个重大影响中的第二个便是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对于德国人影响甚著。因为法国大革命,特别是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引起了受伤的民族情感的爆发,而受伤的民族情感则滋养了浪漫主义思潮,最终成为对于民族意志的肯定。但是我想强调的并不在这个方面。我想强调的是,建立在和平的普遍主义信念基础上的法国大革命,尽管向人们承诺要扫除人类的痼疾,却没有达到它那众人皆知的预期目标。

人们一定要问法国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了?这个问题有很多种答案。对于经济学家、心理学家、道德家、作家、研究者、学者和观察家而言,尽管人类社会的表层部分是清晰可见的,但它仅仅是巨大冰山的一角,而未知的大部分在海平面以下。那看不见的部分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于是它以各种极端的不曾设想的后果向人类进行报复。

施莱格尔所说的第三个影响就是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浪漫主义者对其推崇备至,并不是因为它的叙事力量。他们推崇它,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描述了一个天才的自我形成过程——他是如何能够把握自我,通过自由行使高贵不羁的意志而成就自己的。除此以外,浪漫主义者也很喜欢这部小说表现出的敏捷的转换。对于浪漫主义者而言,这种敏捷的转换——从诗歌到散文,从迷醉到科学描述,乃是一种有力的武器,可以破除陈腐不堪的现实。


两种因素——其一是自由无羁的意志及其否认世上存在事物的本性;其二是试图破除事物具有稳固结构这一观念。某种意义上,这两种因素构成了这场价值非凡、意义重大的运动中最深刻也是最疯狂的一部分。

六、持久的影响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后代。

现在,我要就何谓浪漫主义的核心,提出自己的见解,不管我的见解看起来多么草率。我应该再次回到早先已经介绍过的一个主题,也就是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前,占据西方观念核心地位两千多年的那个古老传统(在我看来,它所秉持的那种独特的态度,那些独特的信仰都受到浪漫主义的打击和严重的破坏)。这个观点是:世上存在着一种我们必须拼凑起来的七巧板,一份我们必须探索的秘密宝藏。这个观点的实质在于:世上存在着种种我们必须服从的事实。

浪漫主义运动的主张与此相反,它可以被归纳为主要的两点:
第一个就是人已熟知的“不屈的意志”的观念:人们所要获得的不是关于价值的知识,而是价值的创造。你创造价值,创造目标,创造目的,最终创造出自己关于世界的愿景。
第二个观念——它和第一个观念关联——认为世上并不存在事物的结构。不存在一个你必须适应的模式。只有一样,那就是世界是永无止境的自我创新,如果不把世界说成涌流的话。

浪漫主义的布道是:一旦你试图了解一个事物,无论你应用哪种力量,你都会发现你要探索的是不可穷尽之物。浪漫主义者产生了非现实和幻想——也就是一种企图:总是要罩住不可限制之物、追求真理于无真理之处、阻断不歇的涌流、使运动静止、以空间捕捉时间、以黑暗捕捉光线。

在浪漫主义看来,“理解”不是一个恰当的词,因为它总是预设了理解者和被理解之物、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主体和客体之间有某种裂痕;但是这里没有客体,只有主体,向前猛冲的主体。当他们自问一个人如何能着手理解——就“理解”这个词的某种意义而言——现实的时候,当他们问一个人如何获得对现实的某种洞察,而同时不去断然划分作为主体的自己和作为客体的现实,不在洞察的过程中杀死现实的时候,他们,至少他们中的一些人找到的答案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神话以及我所提到的象征,因为神话本身包含着不可言表的东西,并且尽量把那些隐秘的、非理性的、难以言传的东西浓缩成意象。意象传递理解过程中生发出来的深邃、隐秘的意味,意象自身把你引向更深远的意象、给你指出某个无限的方向

神话既是心灵在相对宁静中对之沉思的意象,同时也是某种代代相传,随人类的转变而自我转变的永恒之物,是相关意象的取之不尽的给养,既是静止的,又是无限的。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些希腊意象已经死亡,因为我们不是希腊人。——这就是《哈姆雷特》或《堂吉诃德》《浮士德》《唐·璜》之所以成为神话的原因。在人们的心中,唐·璜的阴魂一直萦绕不散——他死死纠缠着克尔恺郭尔——直到今日,人们依然没有摆脱

认识到主宰着人们的伟大意象——认识到黑暗力量、无意识、不可言说之物的重要性以及忽视它和顾及它的必然性,这个认识,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传播,并不局限于艺术: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尤其是音乐……深受浪漫主义影响。

浪漫主义运动起源于德国,并且在那里找到了家园。但是,它越过德意志国境,传向任何一个存在某种社会不满的国家。也许,在所有国家中,正是在拜伦引领整个浪漫主义运动的英国,它找到了自己最为激情澎湃的表达,因为在十九世纪早期,拜伦主义几乎就是浪漫主义的同义词了。

拜伦强调不屈的意志,同时,整个唯意志论哲学,整个必须由优秀人物征服和控制世界的哲学观点也由他而起。自雨果起,法国浪漫派都是拜伦的信徒。他以下几行诗句已经成为欧洲意识的一部分,并且感染了整个浪漫主义运动:

远离人群,他在阴沉的幻想中追踪……
欢乐已被麻醉,他几乎渴求不幸,
即使风景变换,仍将寻找深处的阴影。

致命的轻蔑在他心中,对一切……
他总是陌生人,在一息尚存的世界里……
高昂地飞腾或深深下沉,
同那些人一起呼吸,他觉得是判决……

这是典型的被驱逐者、流放者、超人的口吻,他无法忍受现存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容纳不下他过于巨大的灵魂,因为他有理想,预设了永恒而热烈的前进运动的必然性,而这一运动总是被现存世界的愚蠢、想象力的缺乏和单调所限制。因此,拜伦式人物的命运始于轻蔑,渐入恶习,走向犯罪,走向恐惧直至绝望。这是他诗歌中那些异教徒、拉腊们、该隐们的共同生涯。曼弗雷德则如是写道:

我的精神独往独来,不与人们同行,
我自看世界,无须用人们的眼睛;
他们的抱负和热望,与我无关,
他们活着的目的,与我无关;
我的欢乐——我的忧伤——我的热情——还有我的力量,
使我成了陌生人……

整个拜伦式症候体现为对于两种价值的赞同,即意志和人所必遵的世界之结构的缺席。这一症候从拜伦那里传给了他人,传给拉马丁,传给维克多·雨果,传给诺蒂埃,传给了大部分法国浪漫主义者;再由他们进一步传给叔本华,他认为人被抛入一只脆弱的小船,船漂浮在无目的、无止境、无方向的意志汪洋之上,人必须冒着生命危险才可能与它抗衡,只有当人摆脱命令自己、整合自己,在这野蛮且不可预测的元素中营建一个舒适居所的虚妄欲望之时,才能与之达成妥协。这一症候由叔本华传到瓦格纳,举例来说,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全部教义在于难平之欲的骇人本质,对于所有那些时时刻刻被一种无法逃避且又无从满足的欲望占据的人们来说,这一欲望必将导致最可怕的不幸并最终以极其激烈的方式使他们成为祭品。由此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某种最后的灭绝:莱茵河水上涨,淹没了所有人类都感染上了的这种剧烈的、这种混乱的、这种不可休止的、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这就是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

最后,应该说一说浪漫主义在当今的影响。它当然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尽管某种反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它的冲击力。

毫无疑问,无论对浪漫主义作何评价,它的的确确涉及古典主义遗漏的那些东西,无意识的隐秘力量,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古典主义关于人的描述,以及由那些科学家或受科学影响的人所作的描述,没有涵盖人的方方面面。浪漫主义认为,人之存在的某些方面被彻底忽略了,尤其是生命内在的一面,所以人的形象被严重扭曲了。浪漫主义的丰功伟绩,作为我研究的起点,和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重大运动不同,它成功地使人的一些价值观产生了深刻转变。

假如我们自问,对于某些历史人物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道德评价,问题就出来了。首先来看看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说给人类带来利益的那些人,比如腓特烈大帝或凯末尔将军,也许他们的人格并非无可指责,就某些方面来说,他们铁石心肠,既粗俗又残酷,未能摆脱为人诟病的一些冲动。但同时,毫无疑问他们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他们是胜任的,他们的统治是有效的,他们提升了生活水平,他们创办了持久运作的机构,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是满足感、力量和欢乐的源泉。现在,假设把他们和那些显然制造了苦难的人相比,比如“莱顿的约翰”,他在明斯特城造成了吃人现象,致使许多人为了他所信奉的末世宗教而惨死,还有托克马达,他要了许多人的命。而那些人在今天看来,却会因为其灵魂和可能最纯洁的动机而被认定无辜。哪一种人应该得到更高评价?在十八世纪这是毫无疑问的。腓特烈大帝显然比宗教狂人好。然而,今天,人们会遇到一些困惑,因为他们认为理想主义、真诚、奉献、纯洁的心灵、纯洁的精神是更好的品质,远胜于堕落、邪恶、算计、自私自利、自恋、捏造谎言、为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他人,具有这些特点的国家缔造者无疑是罪恶的。

所以,我们是两个世界的后代。一方面,我们是古典主义的继承人,自苏格拉底开始的『知识即美德』的美好理想仍不时让我们感到激动;另一方面,我们是浪漫主义的继承人,因为浪漫主义打破了迄今为止人类以各种方式奉行的那个单一模式,即永恒的爱智慧。我们是某种疑虑的产物——我们无法说得清楚。我们重视结果,也重视动机,在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

——如果我使用“黄色”这个词,我想表达的是我昨天已经用它表达过的意思,也是你明天会用它来表达的意思。然而这是一种可怕的束缚,一种恐怖的专制。为什么今天说的“黄色”和明天说的“黄色”具有相同的含义?我为何不能改变它的意义?为什么二乘以二总得到四?为什么词语就得始终如一?为什么我不能在每一个开端创造自己的世界?但是,如果我那样做了,如果不存在系统化的象征,我就不能思考。不能思考,我就会发疯。

从这里我们得出的教训是,只要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我们就需要交流。假如不交流,我们难以自称为人。在相当程度上,我们指的“人类”是至少能够部分明白我们对他所说的事情的一种生灵。就此而言,那么,必须有一种共同语言、共同交流以及某种程度的共同价值观,否则人类之间就不可理喻。一位不能理解别人所言为何的人很难称之为人类;他被定义为反常。只要存在常规状态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会有共同价值观。只要存在共同价值观,就不可能说一切必须由我来创造。假如发现任何先定之物,我就一定要打碎它;发现任何结构之物,为了使我的自由想象天马行空,我就必须摧毁它。就此言之,由它的逻辑结论来看,浪漫主义的确会以某种精神错乱告终。

事实上,整个浪漫主义运动企图把一种美学模式强加于现实生活,要求一切都遵循艺术的规律。而对于艺术家来说,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些主张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但是基于要把生活转化为艺术的企图,他们预设了人类是质料,就如颜料或声响一样只是一种素材: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就人类出于彼此交流的目的而必须承认某些共同价值、共同事实,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还因为科学所言并非都是胡说,常识所声称的并非全是错的——那种判断其本身就是自我矛盾和荒诞的论调——因为最彻底的浪漫主义,以及作为它的分支的存在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我看来都是谬论。

浪漫主义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许多——多重价值并存且互不兼容的观念;多元性、无穷性、人的一切答案和决定的非完满性的观点;在艺术或生活中,任何声称完美和真实的单一回答在原则上都不是完美和真实的。

浪漫主义的结局是自由主义,是宽容,是行为得体以及对于不完美的生活的体谅;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一定程度的增强。

Comment Area in Telegram Channel